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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正省级领导干部教你公文写作秘笈:尽可能短!
时间:2016-05-11 来源:学习时报
  

  这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的一次讲话,满满的指导公文写作的干货啊,超实用。

  如果行文之中有好词好句子涌出来,那是好事;但是如果离开实际工作的需要,专门在概念、词句、提法的出新上打转,那就会贻误工作。如果作者才情泉涌,涌得太厉害无法克制了,建议到文艺刊物发表,而不要涌到党的文件上来。可以写诗填词嘛,你越工整、越对仗,平平仄仄都搞上,那才是高水平,但这不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文字所需要的。

  ——朱维群(男,汉族,1947年3月生,江苏建湖人,197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1970年8月参加工作,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新闻业务专业毕业,研究生学历,硕士学位,研究员。现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主任)

  在我们工作中,文字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载体,而这个基本载体现在毛病不少。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时,曾经批评当时会议多、文章太长、讲话也太长,而且内容重复,新的语言并不很多。我感觉,我们现在的文风比那个时候好不到哪里去,甚至一些问题比那时候还严重。有些文件、文章拿过来,想找些有针对性的话、有用的话,很难。人们往往不是从前往后看,而是从倒数第二段或第三段开始看,因为往往讲到这里才是讲问题的,而前面占了主要篇幅的大多是些大而无当、没有错也没有用的话。举一个例子,现在下级评价上级的讲话,无论是评价总书记的讲话,还是评价某个支部书记的讲话,一律“主题鲜明,立意高远,思想深刻,高屋建瓴,有很强的现实性、政策性、指导性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……”什么叫“高屋建瓴”?我估计许多经常用这个词的同志自己也不清楚。

  文风实际上是思想作风,是党风在文字工作中的体现。如果文风没有活力了,实际上是党思考问题的水平、方法出了问题,党的活力在丧失。毛泽东在抗战时期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党内整风,整风当中又把反对党八股作为重要问题提出,为什么?如他指出,是因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藏身的地方。我们现在的文风,实际上也给党内各种消极现象、不作为现象一个防空洞。比如我们现在几乎每篇讲话、文章都要强调抓落实,一般说“抓落实”已经不够了,还要“切实抓落实”,还要“切切实实抓落实”,已经到了咬牙切齿、捶胸顿足的地步了!为什么还不能落实?原因之一是这个文风就是虚夸之风,就是不利于落实的。“切实”太多,本身就说明你没有信心落实。我们统战工作的职能,决定了我们既要研究理论、政策,也要承担大量实务。无论是“务虚”还是“务实”,都是为了帮助中央处理现实重大问题。所以要特别倡导实实在在的文风,而不要把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搞到我们的文字工作中来。

  我们所要求的文风、文字是什么样的?

  首先,要从实际出发,为实际工作服务。

  各种不同文体对文字有不同要求。诗歌要合辙押韵,读起来好听;小说要见人见景,栩栩如生。而我们中央职能部门的文字——大家回家以后写什么那是你们的自由——应该是提出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,是为了推动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完成,而不是为了抒发文采,展示作者才华。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文字必须反映实际,以解决问题为要旨,避免坐而论道,避免把时间精力弄到概念、词句、提法的新奇上,文章架构的工整上。如果行文之中有好词好句子涌出来,那是好事;但是如果离开实际工作的需要,专门在概念、词句、提法的出新上打转,那就会贻误工作。如果作者才情泉涌,涌得太厉害无法克制了,建议到文艺刊物发表,而不要涌到党的文件上来。可以写诗填词嘛,你越工整、越对仗,平平仄仄都搞上,那才是高水平,但这不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文字所需要的。毛泽东是文字大家,他的诗词的风采,很难有人企及。但是他在讲工作的时候,文字是非常朴实简明的。中国古代对文章功能的理解是“文以载道”。“道”就是真理,真理是朴实的,因此载道的文字也应该是朴实的。我在李瑞环同志那儿工作过,他曾送给我一副对联:行文简浅显,做事诚平恒。是他练字的时候写的,我感觉非常好,他就加上题款送给我一张。在他看来,好文章的标准是什么呢?简、浅、显。我理解,就是不要故意把问题在表述上搞得过于复杂、玄虚。问题本身可能是复杂的,但是在文字表述上一定要让人易于懂,易于明白。

  第二,要打破僵化刻板的文风的束缚,还文笔以自由。

  不知道是起于什么时候,我们机关的文章从标题到内容越来越讲究排比、对仗、工整、四六句。很多的文章,包括一些领导讲话、权威报刊的理论文章,文内第一层次标题不管相隔多远,主语谓语宾语、名词动词形容词,语式甚至到字数都是对应的;然后第二层次标题换个排列方式,又都是对应的;如果有三层、四层标题,仍然是对应的,规规矩矩,板板正正,像是小学生造句作业。至今一种常见写法,XX是目标、XX是任务、XX是窗口、XX是桥梁、XX是纽带……下了一番苦功,但透着一股陈腐气息。这种写法,不是以内容的需要来摆布文字,而是以文字上下前后工整的需要来裁剪内容,合之则留,不合则去,结果思想得不到伸展,观点得不到阐述,统统被割裂得七零八落。这种文章给读者留下的只是一个刻意雕琢的词句框架,很难留下深刻的思想启迪。在毛泽东的文章中,你们去找找看,四六句儿、工整对仗,一层标题二层标题三层标题格式高度一致,我是没找到。毛泽东多少还讲点儿文字的风采,邓小平连这个都不讲,干脆就是直说,“白猫黑猫”,“摸着石头过河”,拿最土的话来说明最深刻的道理。但是,你不要说他没有文采,简朴、明快、透彻,这本身就是一种文采,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文字工作要为实际斗争服务的一种精神的体现。我们要的文采是这种文采,而不是蓄意在文字上过分雕琢的文采。

  我们文学史上有一种骈体文,两汉、魏晋下来,多少人写了多少骈体文,辞藻华丽得不得了,人们能记下的大概只有“滕王阁序”,因为它做到文字和内容高度配合,其他如著名的“三都赋”,搞得洛阳纸贵也没有多少人记住。这种骈体文的特点倒是被今天我们有些同志继承了,可惜玩文字又玩不过古人。毛泽东也有过工整、对仗、排比,在《反对党八股》里。他说:“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‘八股’,以毒攻毒,就叫做八大罪状吧。”第一条叫做“空话连篇,言之无物”,四个字儿一句,两句八个字,继续工整下去,第二条是“装腔作势,借以吓人”,然后是“无的放矢,不看对象”,“语言无味,像个瘪三”,“甲乙丙丁,开中药铺”,“不负责任,到处害人”,“流毒全党,妨害革命”,最后一条“传播出去,祸国殃民”。工整对仗排比,无以复加。但毛泽东是提倡这个吗?他是最看不上这个的。我并不是说大家有时候用用排比、对仗,讲究讲究工整,都是多余的。我是不赞成我们的年轻同志把宝贵的时间精力用到这个方面去,不愿意这种风气成为我们的一个导向。

  第三,文章尽可能短一点。

  文章要短一点,大家都知道。那么怎么才能短?我在改稿实践中发现几个具体的方法。比如,我们现在经常是同样的话翻来覆去地说,如果一个意思决不说两遍,自然就短了。开会讲话中难免要表示感谢,经常是谢了一次不行,隔几页还谢第二次,甚至谢三四次,你把感谢的话放到头里一起说完了,后面就不要再感谢了。讲形势的分析,所有分析全都放到一个段落;讲工作部署,所有部署全放到一个段落。我现在替大家改稿子经常不是为了修改思想,思想都非常正确,功夫就花在把“同类项”搞到一起。再比如,将可有可无的字、句、段删去,毫不可惜。这是鲁迅的话,从小老师就教过我们。但实际上我们文字中,可要可不要的字、句、段落太多了。我们为什么文字越弄越长呢?除了大家文化素质越来越高、思想越来越丰富之外,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书写方式越来越便捷。古人最早在丝帛上写,丝帛贵呀,他必须尽可能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内容。还有竹简,用竹简很费劲,要把竹简削出来,还要防腐,肯定他要尽可能地省略字句。古人讲“学富五车”,如果是今天的五卡车书,谁也读不完,但是古人能读完,因为他用的竹简,五个牛车也拉不了多少字。然后呢,有了毛笔、墨汁和纸,后来又有了铅笔、钢笔,废话就开始多了。尤其是今天有了电脑,这个废话就成倍增长。因为许多规定性词、句甚至段落,如果用笔写要写好一阵呢,过去他就会省略一些,或干脆不写了,现在只要“梆”一按,就全出来了,何乐而不为嘛!一些同志给领导写稿子有一个心理,我也干过这个活儿,先把字数弄多一点,把稿子撑起来,显得很充实,显得卖了力气,领导你看哪句不好你自己删嘛,有些句子只要写上了,谅你也不敢删。如果碰上个对文字没有兴趣的领导,他就照念,结果不仅把大家的时间都浪费了,还把这个单位、这个地方整个文字水平拉下来了。

  把文章写短还有一个办法:减少层次。我们目前写稿子一个普遍现象是层次太多。毛泽东曾经批评写文章层次太多是党八股的重要表现形式:“写文章,做演说,著书,写报告,第一是大壹贰叄肆,第二是小一二三四,第三是甲乙丙丁,第四是子丑寅卯,还有大ABCD,小abcd,还有阿拉伯数字,多得很!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,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。”对比毛泽东的批评,我们今天还是有进步的,至少壹贰叄肆、甲乙丙丁是消灭了。但是现在无论讲话、文章甚至简报,汉语的一二三四,然后括弧汉语的(一)(二)(三)(四);然后阿拉伯数字1234,再一个阿拉伯数字加括号(1)(2)(3)(4),再下面还有一是、二是、三是……要是这样还不过瘾,还有黑体字、变体字等等。有些年轻同志没有在大会上念稿的机会,不知道许多领导同志经常就被这个搞糊涂了,念着念着自己就不知道念哪儿去了,念成一锅粥了。脑子清楚一点儿的领导还得引读,“好,我现在讲到汉字一二三四的四了……好,现在讲阿拉伯的1234了。”实际上文章的自然段落、句号、分号、逗号、黑体字,它都能起到分隔的作用,用不着那么多的中药铺格子。大家看十八大报告,三万多字,实际上就用了两个层次,一层是一二三四,然后括弧(一)(二)(三)(四),少数自然段落打头用了黑体字。如果依我们一些同志写的话,以上这些符号可能还不够,还要再启用一些符号比如“天地玄黄”或“赵钱孙李”才能区分得开。我有一次帮李瑞环同志起草稿子,他作了大量删节,又批了一句,“文到高处,言少而意多”。当然我们不可能简练到古人用竹帛书写那个时候,但是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内容,应是古今衡量文字水平高低的“普世”标准之一。

  关于文字工作还有一个想法,就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,自己的稿子要经过自己的手,动手写也好,别人写了自己动手改也好,反正不要只剩下张嘴念稿的功能。现在有一个不好的风气,就是把写文章看作是秀才的事,如果领导评价一个同志是个笔杆子、是个秀才,糟糕了,这不是表扬的话,这意思是说你就干这个了,你的前途也就这样了,相当于说你不会办事情。实际上写稿子的过程是个思考的过程,是一个对工作的回顾、分析、部署的过程。不善于写稿子改稿子,对稿子不下功夫的领导,我以为不会是好领导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,毛、周、刘、陈这些同志,都是实干的大家,同时也是写作的高手,这才是共产党文风的正宗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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